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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技术是零工经济(gig economy)中催生社会不平等的一个关键因素，但人们对于如何根据工人的需求来定制平台技术知之甚少。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文考察了CoopCycle联盟(一个在自行车配送领域运营的工人所有合作社协会)中数字平台合作社的工人所做的社会设计选择。基于实证访谈，研究表明，通过开发自己的平台技术，工人们使其适应了骑手的隐性知识和自组织。据此，本文从三个层面追溯平台设计中的社会选择：直接劳动过程中的工作组织、合作社层面的商业决策以及联盟层面的战略方向设定。为了重建这一点，本文借鉴了劳动过程理论(labour process theory)以及STS(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关于工作场所技术设计的社会选择的概念。借助这些理论工具，数字平台合作社中技术的社会选择可被解释为：劳动者所有的企业内部权力关系的变化及其所处的特定市场环境，共同开辟了从劳动者立场出发的技术设计路径。

　　为了阐明这两个问题，本文借鉴了两种理论方法。首先，本文采用了劳动过程理论的方法，该方法已广泛应用于零工工作平台领域(Ivanova et al, 2018; Gandini, 2019; Herr, 2021; Schaupp, 2021; Cameron and Rahman, 2022; Vieira, 2023)。这些诊断被用作启发式的对比，以重构平台合作社中的劳动分工。其次，应用了技术的社会形塑(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概念。根据这一概念，技术变革的路径可以被理解为是由社会选择决定的(MacKenzie and Wajcman, 1999)，这些选择嵌入在与工作场所相关的权力关系中(Thompson and Laaser, 2021)。因此，平台合作社中数字技术的社会建构性可归因于集体所有制企业中权力关系的转变。

　　根据劳动过程理论领域的研究，使用数字技术来组织外卖平台工作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1)管理工人的操作;(2)评估他们的绩效;(3)以排除(在平台之外)相威胁(Kellogg et al, 2020)。首先，算法管理被用于自动将骑手分配给顾客，从而使骑手依赖于任务的技术分配。这伴随着算法控制的界面设计模式(Aneesh, 2009)，骑手通过应用程序界面被引导。因此，他们的工作内容受制于标准化流程。应用程序设计还限制了与整体劳动组织建立联系的能力，主要是通过阻止骑手之间的交流并使工人彼此孤立来实现的(Griesbach et al, 2019; Heiland, 2021)。其次，通过对骑手移动、节奏和绩效的技术监控，以及顾客反馈，确定绩效分数并反馈给骑手，以激励他们提高生产力(Ivanova et al, 2018; Gandini, 2019; Herr, 2021; Schaupp, 2021; Cameron and Rahman, 2022; Vieira, 2023)。第三，这些数据被用于组织惩罚和奖励，例如，分配更舒适或更不舒适的工作班次(Heiland, 2022)。

　　鉴于此，配送平台劳动过程的技术组织方法，可以被视为一种遵循管理视角的技术社会形塑的特定路径。然而，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平台合作社可以为面向工人的平台技术做出哪些社会选择?理解工作场所技术如何被社会形塑，以及在此过程中存在哪些干预杠杆至关重要。在STS领域，为了描述技术(无论是家庭技术、交通基础设施还是卫星通信)如何被一束相互依存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组织因素所形塑，学者们建立了技术的社会形塑研究方法。这些因素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结构、国家资金的引导、主导企业的商业模式、工程师的性别化工作文化，或用户对特定技术的固执挪用(MacKenzie and Wajcman, 1999)。因此，技术并非被视为中立的，而是由不同社会领域中的选择所形塑，通过这些选择，一条特定路径将从众多可能的技术解决方案中被选出以解决特定问题。那么，解决何种问题、偏好何种用户以及开发何种技术解决方案最终就成为具体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过程中不同层级上权力关系的结果(Wajcman, 2006, 2010)。

　　然而，在涉及研究平台合作社时，技术的社会形塑方法需要适应工作世界，特别是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权力关系。为此，汤普森和拉瑟(Thompson and Laaser, 2021)系统化了影响工作场所的社会选择的不同层级，本文将利用这一框架来重构平台合作社对数字平台技术发展路径所能施加的影响。遵循STS的观点，汤普森和拉瑟(Thompson and Laaser, 2021)指出，关于工作场所技术的社会选择主要并非在企业内部做出，而是由更广泛的经济和行业因素所塑造。总体而言，他们在工作场所技术设计中区分了一阶选择和二阶选择。一阶选择包括新技术系统的研发及其在特定行业领先企业中的传播。参与这些过程的主体包括学术机构、资助特定技术的国家，以及行业主导企业的研发部门。所有参与一阶选择的主体都嵌于结构性背景条件中，例如国家劳动力市场和产业关系政策、行业价值链结构或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价值化循环。随后，当特定技术被引入公司并适应当地条件时，便会产生二阶选择。此时，工人与管理层之间围绕技术应用展开权力斗争，形式包括非正式的工人、工会就技术使用进行的集体谈判以及地方劳动法的执行。尽管如此，许多塑造技术的社会选择在技术进入具体企业之前便已确定。一阶选择限制了企业主体根据自身利益塑造技术的范围。

　　针对送餐零工平台领域，汤普森和拉瑟(Thompson and Laaser, 2021)区分了导致其技术特定形塑的一阶选择所依存的某些背景条件。其中，金融资本与新兴零工经济的关联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自1980年代以来，计算能力、机器学习和复杂算法的发展受到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推动(新的金融产品和交易量的激增需要复杂的通信技术)。更重要的是，2010年代初以来的平台经济繁荣也是金融危机后金融资本充裕所刺激的结果。对新投资机会的寻求使得初创企业能够获得大量风险投资。金融资本、数字技术和创业经济的结合，为市场参与者进入零工经济这一新兴领域设置了高门槛，因为具备计算能力的设备需要与大规模投资资源的获取相结合。与此同时，风险投资驱动的零工经济增长使得像Uber或Deliveroo这样的平台没有立即实现盈利的压力，但它们也需要在长期内找到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一方面，这通过依赖客户、工作者和交易快速增长的商业模式来实现，这些模式押注于未来的市场垄断。另一方面，通过外包和提升工作强度来最小化劳动力成本的策略，对于确保那些一开始就无利可图的商业模式能够获得进一步的风险资本流至关重要。因此，零工平台诞生的整体经济条件导致了其数字技术设计中的首要选择：优先考虑为消费者和工作者快速增长而构建的大型计算基础设施，以及劳动力成本的最小化(Thompson and Laaser, 2021: 1502)。

　　随后，当这些平台技术被引入特定的零工公司以组织工作时，便产生了二阶选择。快速增长和最小化劳动力成本的策略确立了算法管理的机制，既实现了基于应用程序对新工作者的引导，也提升了未确定劳动过程中的工作强度。然而，管理层的这些二阶选择受到工作者和工会的挑战，他们也塑造了企业的技术机制，无论是外卖平台骑手规避算法隔离，还是工会与零工平台之间达成的限制个人绩效追踪的集体协议(Thompson and Laaser, 2021: 1523)。然而，这些关于平台技术部署的二阶选择中，有一种不仅可以理解为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特定斗争的结果，也可以理解为工作者自身拥有的零工平台的结果。也就是说，平台合作社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定的配置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平台经济中的二阶选择得以发生。

　　然而，在重构这些设计选择之前，需要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从工人的立场出发，作为一种社会选择的技术，其本质可能究竟是什么。有人可能会说，这仅仅是当工人在企业中掌权时涌现出的技术。但要基于经济权力关系来评估平台合作社的社会选择即判断其技术是否真正将权力转移给了劳动者则需要一种更强的规范性方法。目前尚缺乏这种方法的理论框架，但历史上关于替代性工业自动化(alternative industrial automation)的例子可以阐明这一问题，同时也将在将“以工人为导向的技术”理念移植到平台经济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对此，戴维诺布尔(David Noble, 1986)对20世纪50年代数控(numerically-controlled, NC)机床发展历程的历史重构尤其具有启发性，该研究也为关于技术社会形塑的辩论奠定了基础。与劳动过程理论的早期论述类似，诺布尔将现代自动化的历史描述为私人资本通过技术标准化消除工人对劳动过程控制权的项目。数控机床作为首批可计算机编程的机床，在二战后被引入制造企业。它们可由白领员工编程来进行工件切削和钻孔，而此前熟练工人则是运用其工艺知识自行改造材料。因此，诺布尔观察到的是：作为工人权力资源(Schmalz et al, 2018)的默会实践知识(Polanyi, 1985; Bhle et al, 2017)被技术性消除，这种知识原本使工人能够控制自身作业的模式和节奏。在引入数控机床之前，工人关于如何钻孔和切削工件的隐性知识可被他们用来控制自己的工作活动，并管理层对工作强化的要求。为改变这种状况，数控技术被用来从技术上规范工作活动，并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转移给更倾向于管理层的白领员工(Braverman, 1974: 85123 也描述了这种默会工艺知识与工人反抗的关系)。然而，诺布尔也重构了工业机床的替代发展路径。一些更依赖熟练工人的小型制造企业开发了所谓的“记录转录数控机床”(transcript-record numerical control tool machines)，这类机床并未将车间操作的控制权转移给白领职员，而是将其保留在工人手中。这些铣床可由工人利用其具身化的工艺知识自行编程。工人能够通过移动机械臂切削钻出第一个工件样本来训练机床，随后机床便会自动重复他们的动作。因此，它们支持了一种基于具身化工艺知识以及构思与执行一体化的自动化，这与由脱离车间的白领员工编程的数控机床形成对比。诺布尔描述了这些发展路径最终如何未被进一步推进，因为它们将车间操作的控制权保留在了工人手中。然而，根据这一历史案例，可以构建一种基于管理层视角的技术与基于工人视角的技术之间的理想类型区分。前者试图通过规范化工作步骤并将工人活动纳入既定模式来管控工作场所活动，管理层可对这些模式发号施令(Brandt et al, 1978; Schmiede, 1983; Bergmann, 1989)。后者则促进工人运用其默会的实践知识及其自我组织工作活动的能力。

　　因此，技术究竟遵循管理者立场还是劳动者立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围绕自主性这一核心议题展开，即劳动者自我组织即时工作操作的能力。然而，自主性作为一个规范标准，在理解零工经济中面向劳动者的技术时，是令人困惑的。零工经济的控制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动者的自主性。尽管平台在标准化应用流程时，试图最小化劳动者隐性知识带来的风险，但它们在城市区域仍需依赖劳动者的自我组织而隐性知识对此至关重要且难以形式化。在这些控制机制中赋予自主性，也得到实证证据的支持：大部分零工平台劳动者认为，他们大体上可以决定自己做什么任务以及如何完成(Wood et al, 2023: 69)。因此，对工作操作的即时控制，无法成为衡量面向劳动者的平台技术的一个实质性规范标准。

　　这一点尤其突出，因为平台技术正在为企业承担不同于传统制造技术的多种功能。根据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者的观点，平台充当了动态市场的基础设施，通过分发供需信息来灵活配置资源和劳动力(Staab, 2019; Dolata and Schrape, 2023)。因此，技术层面而言，平台并非接管诸如配送等即时工作步骤，而是根据市场信号来协调这些任务(Menz et al, 2019)。这也意味着，管理层剥夺劳动者对劳动过程控制权的关键点发生了转移。这种剥夺较少发生在即时工作操作中，而更多地发生在协调所有劳动者以服务于及时且地点灵活的客户需求的过程中。零工平台的骑手在技术上主要受制于人，因为他们无法控制生产资源的分配，即哪个客户需求分配给哪个骑手，以及骑手之间的分工如何组织(Gnisa, 2022)。在此背景下，将自主性作为面向劳动者的技术标准这一概念需要加以限定。尽管如此，重要的是，骑手的技艺知识在组织即时配送操作中的重要性得到了提升。但除此之外，自主性必须意味着劳动者控制信息流的能力得到增强，这些信息流涉及客户、任务以及由数字平台协调的生产资源分配。因此，随着平台技术作为数字协调系统的兴起，从劳动者立场出发的技术概念，需要涵盖劳动者与整个企业分工的关系和控制，而不仅仅是与他们即时工作程序的关系和控制。

　　所进行的访谈被设计为专家访谈，用于阐释在正式化实践中制度化的组织知识。虽然关注个体经验性的访谈需要一定程度的抽样多样性来控制潜在的随意性发现，但专家访谈仅需有根据地选择具备相关组织知识的访谈对象(Flick et al, 2017: 140)。本文所探究的研究问题涉及CC应用的引入以及平台合作社中的工作组织。因此，有必要采访负责引入过程的合作社成员，以及使用平台技术的不同职业群体代表，如骑手、调度员或会计人员。然而，合作社本身的结构导致这些角色中有多个是由同一受访者同时承担的。由于职业角色在合作社成员之间轮换，他们既作为合作社业务负责人参与了应用的引入，本身也是频繁的骑手，并且还执行诸如调度和控制等管理任务。因此，所有受访者都能从他们在合作社中的三种角色所有者、管理者和骑手提供专家知识。

　　为了进一步控制研究发现，本文采用了理论抽样方法(Przyborski and Wohlrab-Sahr, 2010: 181)与样本内最大化对比策略相结合。最大化对比被用于理论抽样策略中，以改变那些被认为与研究问题相关的发现具有决定性的条件(Kelle and Kluge, 2010: 47)。小数据集的一个主要风险在这里的问题是，关于工人在技术设计中民主参与的乐观结果被夸大了，这是由不适合推广的任意条件所导致的效果。因此，本文采用了最大化对比的方法，改变那些被理解为其民主治理过程关键的合作社特征。根据汉斯曼(Hansman, 1990)的研究，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工人民主的可靠性取决于内部劳动力的同质性，因为这会使得利益一致并减少协商成本。按照这一假设，合作社的经济和企业增长可能会削弱民主治理过程，因为它们会导致劳动力内部的分层。因此，规模和经济的可持续性是考察创新民主治理结构可靠性的关键因素。于是，本文对比了两种具有不同经济结构的合作社。一方面，本文调查了声称能为成员提供可观收入的中型合作社(Tricargo, Khora)。另一方面，将它们与四个经济目标较低、成员更多出于伦理考量而非收入而工作的小型合作社(Cyclome, York, Chorlton, Robin Food)进行了比较。本文通过这种方式，控制了关于民主治理实践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所有访谈均通过定性内容分析进行评估(Mayring, 2015)。研究采用了源于理论启发法的演绎性编码，以建立案例间比较的一般模式(Kelle and Kluge, 2010: 619)。随后，通过对选取的访谈段落进行同步比较来区分这些主要类别，以识别案例间的异同(Kelle and Kluge, 2010: 7381)。类型构建采用溯因法，在理论假设指导下通过假设性结论对定性材料进行概括(Kelle and Kluge, 2010: 214)。关于劳动过程和配送零工平台的商业模式的理论，以及合作社中民主治理的范围(Hansmann, 1990)，被用作启发式概念，以在有限的访谈样本中识别工人所有合作社和配送平台的一般模式。由于商业模式相似，配送合作社在组织劳动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与配送零工平台如出一辙。由于市场条件相似，CC合作社与零工工作平台不同的设计决策，可以追溯至其不同的所有权结构。此外，对商业问题的民主审议与劳动过程中的职业决策相分离，可以被认定为工人所有企业的结构性特征。因此，结合这两种理论，可以对定性访谈进行有依据的概括。

　　CoopCycle成立于2016年，截至访谈时已由71家合作社组成，这些合作社分布在欧洲、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及加拿大。这些合作社本身在柏林或巴黎等单个城市运营。他们通过自行车快递员递送食品、杂货、药品或零部件。为此，他们使用由该联盟在巴黎的创始人开发的CC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基于对私人零工配送平台技术的逆向工程方法，因此基本上提供了与这些平台相同的功能。该应用程序允许餐厅等供应商与客户连接，并支持路线流程的组织。客户可以通过应用程序或网页界面下订单，例如向餐厅订餐。这些请求会自动发送给供应商，供应商也有一个连接到共享平台的接口，可以确认订单。对于现场的骑手，新的配送订单随后会出现在他们的应用程序界面中(包括路线信息在内)。CC应用程序由巴黎一个约有两名成员的软件工程团队持续维护。

　　由于所有或大部分工人都是合作社的所有者，他们以民主方式决定其业务的未来。这通过定期的全体大会进行。此外，他们也参与CC联盟的民主治理结构。主要的决策机构是年度大会，所有合作社在会上决定协会的整体战略。除此之外，还有中间渠道，合作社成员可以通过这些渠道共同决定联盟的事务。首先，有一个Slack频道，用于所有合作社之间的持续讨论，也用于提供即时反馈以改进CC应用程序或修复漏洞。因此，它充当了与CC开发团队直接沟通的工具。合作社的每个成员都可以访问该Slack频道。其次，有工作组，其中的合作社代表讨论具体问题并为全体大会准备提案。其中一个工作组负责CC应用程序相关事宜，其由CC软件工程师和合作社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

　　除了这些共同特征外，联盟内可以区分出两种类型的合作社。第一种类型包括成员数量较少的合作社，通常有五到十名工人所有者(Chorlton, Cyclome, Robin Food, York)。它们不为成员创造显著收入，更多是出于伦理动机驱动，例如为当地社区提供有益社会的服务。这类合作社的一个例子是Chorlton，它由五名骑手在新冠疫情期间建立，负责配送杂货。在接受访谈时，十名成员中只有三人通过工作获得收入，其余成员出于政治考量而工作，旨在挑战中心化的平台经济。其他合作社如York、Robin Food或Cyclome均按小时向成员支付报酬。但由于它们仍未产生足够收入，大多数成员事实上是兼职工作。对成员而言，在这些合作社的工作远非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这些合作社可被称为道义合作社(ethical cooperatives)，因为它们更多由政治考量而非经济目标驱动。

　　第二种类型包括已达到一定规模，由20至60名工人组成，并为成员提供重要收入的合作社。尽管它们同样基于政治信念建立，但渴望成为经济上可持续的企业。本研究涉及的六家合作社中有两家属于此类(Khora, Tricargo)。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成立于2016年的德国Tricargo。它雇用约60名工人，并宣称近年来实现了50%的销售额增长。Tricargo以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薪酬，为大多数工人提供重要收入，其中部分成员每周工作时间长达35小时。这类合作社可被称为商业合作社(business cooperatives)，因为除了在伦理上主张为平台经济提供公平替代方案外，它们还致力于为成员提供重要收入并实现经济增长。

　　道义合作社与商业合作社在劳动分工方面采取不同方式。通常，两者既需组织自行车配送的直接业务领域，也需兼顾会计、客户开发、调度物流等间接领域。道义合作社鼓励所有成员承担从骑行到会计、调度等多种任务。他们通过全员大会或向所有成员开放的工作小组讨论这些任务的分配。相比之下，商业合作社发展出更为复杂的劳动分工。由于客户订单量和营业额更高，任务(尤其在间接领域)日益复杂。因此，成员需专注于会计、人力资源等间接任务以获得实践技能。例如在Tricargo，大多数成员从事一线配送工作，但仅部分成员因负责准备新劳动合同、处理薪酬支付、监控关键业务指标或分配配送路线而受雇领取薪酬。这些人减少了配送工作时长，逐渐脱离直接配送业务。

　　其次，更重要的是，CC应用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即将其用作骑手交流实践经验、从而影响工作组织的共享知识库。这种情况尤其适用于不从事即食食品配送，而是从事更传统快递服务的合作社。Tricargo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为客户提供的服务之一是从多家商店配送杂货箱，那里的骑手使用CC应用以在一个工作班次内导航处理不同的订单，这些订单由调度员根据客户需求安排。他们需要骑车前往杂货店，提取客户订购的箱子，并将其配送到客户家中地址。为客户的箱子组合各种杂货对骑手来说可能有些挑战性。一些供应商商店不会预先将杂货分拣到箱子中，而只是准备装有所有货物的各类货物的手推车。因此，骑手必须自己组装配送箱，例如，装上半公斤土豆、十个西红柿和两条面包。由于多个箱子仅由一名骑手打包，且杂货组合各不相同，这可能变成一项相当复杂的任务。此外，分拣好的箱子装载到货运自行车上的顺序，理想情况下应与配送到客户的顺序相匹配，但由于货舱空间有限，这并非总是可行。此外，客户家庭的配送细节可能非常模糊，例如在大型公寓楼中。面对所有这些挑战，骑手们发展出关于如何最好地完成任务的经验性知识。

　　在商业层面上，合作社的成员并非作为嵌入劳动过程的工人，而是作为关注可持续利润空间的企业所有者来行动。实际上，合作社中关于数字技术设计的民主协商，受前者影响较小，而更多地受到后一种角色影响，尤其在于，应用程序的引入主要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该系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使得他们能够扩展业务。通过对比合作社引入CC平台前后的业务运营情况，这一点变得尤为明显。大多数合作社在成立一段时间后才加入联合会。在引入CC平台之前，他们使用手机接收客户订单，并使用Excel列表来协调配送站点。这两者在处理订单量方面都存在限制，而CC应用程序通过自动化供应商、客户和骑手之间的沟通，简化了业务运营，从而相比于电话配送热线等传统方式减少了调度工作量。

　　在Tricargo，调度与骑手工作的更明确分离，因而产生了对更方便理解的路线导航的需求。由于管理任务并未在所有成员间轮换，一些骑手从未参与调度活动，无法理解复杂的Excel路线清单。CC应用程序能根据调度员制定的路线分配自动显示配送站点，这使得与调度操作分离的骑手更容易完成配送导航。因此，通过CC应用程序，订单量的扩大得以可能，因为它允许管理更明确的调度与骑手工作分工，同时降低了调度复杂性。引入该应用程序遵循着这样一种商业逻辑：增加销售额并调整劳动流程，以使合作社在市场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因此，它使合作社得以进入平台经济领域和即时配送市场。这个市场领域由关于技术的一阶选择所构建，倾向于通过路径计算自动化操作来扩大订单量、实现市场垄断并最小化劳动力成本。尽管CC合作社放弃了算法管理，但CC应用程序部分地自动化了客户请求、路线分配和配送的协调，从而有助于节省劳动力成本并扩大订单量。因此，CC应用程序充当了进入零工经济中一阶技术选择领域的入场券，这些选择不受合作社民主决策的影响，而是合作社必须遵从的。

　　与此类似，CC合作社关于平台技术设计的大量民主协商更多地涉及业务运营，而非以劳动者为导向的劳动过程组织。此处涉及的所有合作社都与CC开发团队就客户体验、订单处理或支付条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一个主要挑战是让供应商(如餐厅)尽可能容易地使用该应用程序，以降低与合作社合作的门槛。此外，一些合作社希望对业务数据进行系统分析(例如订单的空间和时间数据)，以优化配送流程。最后，让支付方式适应国情是所有合作社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CC软件中通过外部信用卡服务提供商处理支付。对于一些合作社，如意大利的Robin Food合作社，该支付方式完全无法使用，因为意大利信用卡默认是不可用的。对于其他合作社，特别是德国的合作社，通过PayPal支付会更方便，因为这在当地客户中更为普遍。整合替代支付方式以触及更多客户，是这些合作社持续提出的要求。

　　因此，尽管工人所有的民主决策机构(特别是在规模较大的合作社中)并不参与日常运营工作，但其所做的选择能够促成一个提升工人自主性并重视技艺知识的技术设计。这种商业模式的转变可理解为合作社内部关于技术设计的二阶选择，因为它改变了调度员与骑手对其数字协调工具的关系，即平台技术在工作场所社会关系中的具体嵌入方式。然而，这种转换后的技术体制是通过改变CC合作社所处的一阶选择领域实现的，通过将商业模式转变为传统快递服务，它们脱离了零工经济领域及其偏好于大型计算基础设施和算法自动化的一阶选择。这意味着，尽管平台合作社因其民主决策仅限于企业内部事务而无法改变市场环境的规则，但它们可以转换所处的市场领域，并相应地调整为能成功与其他市场主体竞争所需采用的技术选择。

　　然而，这种联盟内自下而上协商应用程序的理想型草根过程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加以限定。因为实际上，CC开发团队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自行确定开发项目的优先级。在此过程中，他们似乎主要依据经济标准。一个例证是，存在孤立问题的小型合作社不得不等待更长时间才能实现其诉求，而规模较大、经济上成功的合作社则表示与开发者保持了密切交流，以使软件适应其需求。例如，总部位于英国的道义合作社Chorlton曾遇到CC软件无法识别英国邮政编码的问题。但由于当时它是唯一的英国合作社，重新设计平台基础设施在经济上并不可行。相比之下，Tricargo报告称，从合作开始之初，软件工程师团队就准备为其预订业务模型开发一个全新的平台基础设施：

　　对于即时模式，应用程序只需为骑手显示一个站点，即下一个待配送的地址。然而，对于预购模式，应用程序必须为一个工作班次显示多个站点。在重新设计导航功能时，有几种方案可供选择，可描述为自动导航路线(automatic navigation routeing)和手动路线选择(manual routeing selection)。在自动路线模式下，骑手将包裹送达客户并确认配送后，应用程序会根据预设顺序立即显示该班次的下一个站点，并开始导航引导骑手。在手动路线选择模式下，骑手确认配送后，可以打开一个显示其班次所有站点的菜单，并根据自身偏好自由选择下一个站点。这两种方案都向合作企业的骑手进行了展示。结果发现，尤其是经验较少的快递员更倾向于第一种方案，以减少协调压力并专注于城市交通中的骑行。然而，经验更丰富的骑手则热衷于第二种方案，因为他们常常觉得可以根据实际知识(例如对特定时段交通拥堵的经验)来优化配送站点的顺序。在合作社成员内部讨论这两种方案后，两者均被纳入应用程序，使骑手能够根据其知识水平选择路线模式。

　　依据实证重构，CC合作社在三个层面上做出了塑造技术的社会选择。在直接劳动过程层面，该技术被设计为不含算法管理，这为骑手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自我组织空间。在合作社层面，商业模式经民主决策从即时配送转变为预订配送，这为支持自组织配送运营奠定了框架条件。在联盟层面，所有合作社共同决定关键的IT开发策略以支持这些商业模式，从而通过新的应用程序设计强化了骑手的自我组织。在此背景下，CC合作社的工人似乎利用其作为公司所有者的角色来开发商业模式，这些模式既能在数字媒介配送服务的竞争市场中运作，又能同时支持参与式劳动过程。由此可见，CC合作社运用了其在技术社会塑造方面的二阶选择能力，改变了其受一阶选择制约的规则。转向不同的市场领域也规避了零工经济中的一阶选择，并促成了能巩固工人导向的技术体制的二阶选择。

　　其次，骑手的实践知识被持续整合到工作组织中。这一点实际上也适用于零工工作平台，因为它们依赖骑手的自我组织以最优方式在城市区域穿行。由于他们必须以时间和空间上灵活的方式处理路线规划，路线操作无法完全标准化。平台合作社也不得不应对劳动过程中的这些不可预测因素，然而，它们不依赖数据跟踪的间接控制，而是提供沟通渠道以整合骑手的实践知识，这些知识同时被用于根据骑手需求调整平台中介的劳动分工，这一点通过手动调度中对路线分配非正式能力的认可得以体现。因此，中心化的配送零工平台通过协调关于客户、供应商和骑手的信息流，并将骑手排除在外，仅以单个配送订单的形式提供有限信息。而CC合作社则利用调度员与骑手之间的持续沟通，以及骑手在工作班次中的导航自主性来调整路线协调。通过这种方式，平台技术中介的市场需求和生产资源信息流得到了骑手知识的补充。

　　第三，与此相关的是，CC应用程序促进了骑手之间隐性知识的流动以促进协作，而不是强制相互竞争。这一点的实现是通过将应用程序构建为信息数据库，骑手可以通过该数据库分享日常工作中的最佳实践，并最终改变导致不必要工作负担的配送条件。在配送零工平台中，工作绩效通过跟踪、评估和数据反馈作为间接控制工具得到提升。在CC合作社，工作常规中的挑战在骑手之间进行沟通，以制定最佳实践。这种共同实践知识的发展尤其得到了大多数合作社决定将其商业模式转向快递服务的支持，因为这带来了骑手在一个工作班次中自我组织更复杂的取件和配送操作的必要性。该应用程序是沟通的基础设施，而不是一个通过孤立骑手使他们相互对抗的系统。审视这些设计选择，CC应用程序不仅采纳骑手的实践知识用于即时配送操作，还通过平台技术用于协调信息流。骑手可以利用他们的工作知识影响客户请求和配送任务的分配，从而塑造数字平台技术的核心功能。

　　第三，平台合作组织的设计选择最终形成了一种低技术解决方案，即通过放弃复杂的算法管理来保护工人的自主性。这种方法存在局限性，在即时外卖市场竞争中合作社面临的困境就证明了这一点。由于人工调度员无法处理大量订单，它们难以实现规模经济，且受困于高昂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它们试图通过采用基于预订的传统快递服务规避这个问题。然而，这引发了对平台合作组织是否仍可被视为平台公司的质疑，因为它们缺乏动态市场的基本特征。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是否存在这样一种算法劳动力管理方式，既能允许骑手参与路线分配设计，又能基于实践知识对信息输入作出响应?或许可以考虑社会适应性算法根据骑手对能力、工作负荷和经验反馈来调整分配标准。这是否能成为一项基于工人视角的可行的技术 有待进一步研究，尤其是因为其指向了合作社普遍具有的矛盾特性：它们必须在民主参与与经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随着经济增长而来的是更复杂的劳动分工，以及需要更精密的技术基础设施来实现工人的平等参与(Hansmann, 1990; 关于全球最大的产业合作社的经验，参见Kasmir, 1996)。目前，平台合作社似乎必须决定：是坚持其民主章程从而区别于零工经济，还是想要效仿后者高效、算法化的工作组织形式。因此，如果存在高技术解决方案能使平台合作社同时实现经济效率和加强民主参与，那么评估它们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是零工经济的可信替代方案就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