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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学校，人们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渴望回归平庸，重复前人，在最需要冒险时规避风险，并竭力避免冲突对抗的倾向。这种倾向看似轻描淡写，实则自始至终都无处不在，且极具诱惑力。然而，当前文化试图迎合学生与雇员主观感受的这种做法，反而加剧了某些人的受害情绪与精神焦虑。在过去 10 多年中，左翼人士一直热衷于推动“触发警告”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妥协性做法，然而这些策略最终却适得其反，不但未能减轻伤害，反而助长了一种往往并不存在的伤害感。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临床精神病学教授理查德·艾伦·弗里德曼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大约从 2016 年起，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声称自己“被那些陌生或令人不适的事物伤害”，例如他们在课堂上听到的某些言论。但这位教授也发现，相对于实际可能造成的伤害，这些学生在描述个人的不安情绪时所用的表述，往往都“有些夸大”。

　　人类最初的学习始于模仿，但到了某个阶段之后，这种模仿便会成为创造力的桎梏。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未能跨越这种“创造性婴儿期”。硅谷所标榜的诸多“创新”，实则远远名不副实，它们更像是对昔日成功或看似成功案例的机械复制。这类模仿偶尔或能结出成功的果实，但多数时候都是东施效颦、画虎类犬之举。最优秀的投资人与创业者自然深谙此中的差异，而他们之所以能立足，正是因为成功抑制了对既往成功模式进行拙劣模仿的冲动。真正从无到有的颠覆性创造，无论是白纸上的诗篇、画布上的油彩，还是屏幕上的代码，其本质必然包含对旧有事物的拒绝与抛弃。这暗含着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论：我们必须创造某种崭新的东西。创造行为本身就蕴含着一种狂妄自负的情绪，即坚信人类既有成果的总和，并不能完全契合当下所需。所有的创始人与艺术家骨子里都带有这种自负。

　　对于一家初创公司，或者任何想要挑战现有巨头的组织而言，现代商业中盛行的那种畏惧偏离主流的盲目从众心态堪称致命。1841 年，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发表了《自立》这篇不朽之作，在对宗教教条主义发出猛烈抨击的同时，也对个体于制度压力面前的怯懦予以痛斥。“不循规蹈矩之人，”他提醒道，“这世界会用不满的鞭子来抽打你。” 爱默生明确指出，除了屈从于周遭的压力，执着于自己的过往认知也同样会使你受到限制乃至阻碍。如今，我们的思想和言论被永久保存在互联网上，而公众对于那些试图步入公共生活却在言论上稍显前后不一致的人所表现出的猛烈攻击，更进一步将我们禁锢在“过往自我”所铸成的精神紧身衣中。但爱默生的诘问的确振聋发聩：“为什么你总要抱着回忆的僵尸，唯恐说出与先前在某些公开场合所述相矛盾的言论？……抛开你的理论吧，就像约瑟将外衣留给那诱惑者一

　　1953 年，当以赛亚·伯林撰写《刺猬与狐狸》一文时，计算机革命尚遥不可及。但无可否认，硅谷乃至美国崛起的迅猛之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旧金山南部那片狭小土地上的文化氛围，一种近乎冷酷的实用主义。在伯林看来，我们这个世界中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一边是“刺猬型”的人，他们将一切都归结于一个核心愿景、一种或多或少连贯或清晰的体系，并以此来理解、思考和感受万物；另一边则是“狐狸型”的人，他们追求多个目标，这些目标常常互不相关甚至彼此矛盾，即使有所关联，也只是某种事实层面的偶然联系。仅凭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残篇中的单行诗句为脆弱基石，伯林便构建出一套内容深邃而影响久远的思想框架。这位于公元前 7 世纪初出生在爱琴海中部岛屿的诗人写道：“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而硅谷，正是一只典型的“狐狸”。

　　那些塑造了现代世界并持续推动其发展的创业者与技术专家，早已心甘情愿地摒弃了宏大理论与整体信念结构，彻底投身于任何具体可用之物的创造之中。技术，尤其是软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要么能够运行，要么无法运行。在软件领域没有中间状态，也没有“差不多”这种说法。程序员会立刻面对失败的结果。无论进行多少讨论或摆出多少姿态，都无法改变程序是否按预期运行这一客观事实。赫伯特·胡佛曾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地质学，并在采矿行业工作了将近 20 年，在 19 世纪 90 年代的淘金热期间，他在当时仍属英国殖民地的西澳大利亚工作，后来又前往中国天津。13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相较于其他职业，工程师这一行的最大劣势在于，其工作成果需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人人可见。”他还说，工程师“不能像医生那样将失误埋入坟墓”，也无法“如律师般靠巧言诡辩化解失误，或将其归咎于法官”。这种对结果与失败的敏感，以及对“世界应如何”或“事物应如何运作”这类宏大理论的抛弃，正是所谓工程文化的根源。

　　泰特洛克的更广泛兴趣和研究项目，是检验政治专家在全球事务发展预测方面的准确性。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他与团队共收集整理了 27 451 份专家预测，涵盖了苏联命运、南非是否会维持少数族裔统治、魁北克是否会脱离加拿大等一系列政治议题。泰特洛克试图评估出，在预测未来历史事件方面，这些专家中到底谁能“击败扔飞镖的黑猩猩”。近 20 年的研究显示，参与调查的这 284 名学者和政策专家的预测准确率，总体上与随机猜测几乎没有差异。26 不过，在这近 300 名专家中，也确实有些人的表现优于平均水平。泰特洛克根据这些专家在调查中的回答，也就是他们应对智力挑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将其分为“狐狸型”与“刺猬型”两 类群体。最终结果显示，狐狸型的专家拥有更高的预测准确率。

　　在帕兰提尔，我们对这一探究方法进行了拓展，并在其中纳入了对“人类系统”的分析和考量。这些人类系统非常关键，因为它们直接影响我们对软件的打造。举个例子，为什么一个企业级软件平台的重要更新未能在周五截止日期前交付？因为团队只有两天时间来评审代码草案。为什么只有两天的评审时间？因为在上一年年底的预算审查周期中，这个团队流失了 6 名软件工程师。那为什么预算会被削减？因为该小组负责人应另一小组负责人的请求，调整了任务的优先级。为何会提出调整优先级这样的请求？因为公司推行了一种新的薪酬模式，鼓励某些特定业务要优先扩张。当然，还可以继续追问下去。为什么要以牺牲某些领域为代价来优先发展另一领域？因为公司的两位高管之间存在长期权力争斗。

　　若想使这个方法发挥出最大效果，参与者就必须克制将错误归咎于同事的冲动，转而聚焦于引发错误的结构性乃至人际性根源。在过去 20 年间，我们开展了数千次的“五问法”复盘，并撰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力求在不将错误归咎于个人的前提下，记录下问题的系统性及根本性成因。任何复杂系统的故障原因，无论是人为还是非人为因素，往往都非常难以识别，因为要穿越我们所构建的制度和激励机制的迷宫，理清那些相互关联、交织缠绕的因果链条，着实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并秉持极大的耐心。诸如错过截止日期或产品发布失利等失误，其根源往往深藏于组织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这种方法实则是工程文化的一种延伸，这种文化在最理想状态下会始终关注一项机制具有哪些优势以及存在哪些漏洞。真正的挑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培育出一种足够宽容和温和的内部文化，能够鼓励组织中那些最具才华、最有诚信之士愿意主动站出来揭露问题，而非隐藏问题。大多数企业里都充斥着一帮对失业极度恐惧的人，他们生怕丢掉饭碗，以至于一旦出现任何功能失常的迹象，就会被其迅速掩盖。有些人则只求能悄无声息地熬到退休，免得被发现自己尸位素餐，无所作为。还有不少人在持续地从自己当年亲手创立、如今已走向衰败的帝国中榨取残余价值，一点点地变卖昔日辉煌的余烬。

　　正是这种愿意直面现实世界，而非沉溺于理想化幻象的态度，才使得硅谷的新一代巨头取得今日之成就。正如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德裔具象派画家卢西恩·弗洛伊德所言：“我致力于忠实呈现事物的真实面貌。”这种悬置判断而专注观察，接纳事实而不强加观点的行事方式，正是所有工程文化的核心所在，同时也是我们公司文化的根本。1922 年生于柏林的画家卢西恩·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孙子。如果说其祖父是以对心智的剖析彻底改变了人类探索内心的能力与勇气，那么穿透性的观察就是卢西恩·弗洛伊德肖像画的精髓。卢西恩将自己的创作视为艺术家与描绘对象之间的一场“谈判”，他的绘画作品既疏离又极为亲密，既犀利又不失温柔。正是他那种持久而耐心的凝视，构成了作品的核心。英国艺术评论家马丁·盖福德曾评论道，卢西恩·弗洛伊德于 20 世纪“重振了具象绘画”这一被时代边缘化甚至濒临消亡的传统。

　　1906 年末，英国人类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前往英格兰西南部普利茅斯的一处牲畜交易集市。他此行的目的并非购买家禽或牛羊，而是研究群体估算的准确性。近 800 名集市访客在纸上写下了对一头待售公牛能产出多少牛肉的预估值。不过，若想参与此次预估活动并获得赢取奖品的机会，每个人需先支付 6 便士。按高尔顿的解释，这么做是为了防止有人“恶作剧”干扰实验数据。最终他收集到了 787 份预估，其中位数为 1207 磅，与那头牛实际产出的牛肉重量 1198 磅仅相差 0.8%。这是一项令人震惊的结果，同时也引发了此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和讨论，即“群体智慧”能否做出比少数专家更为准确的估算与预测。在高尔顿看来，此次实验印证了“民主判断的可靠性”。

　　当然，我们的担忧在于，此类新兴技术可能会被有意或无意地滥用或误用，并导致无辜者遭受羁押乃至伤害。即便只是存在概率极低的滥用可能，我们也必须在技术研发与部署时将其考虑在内，并提出防范之法。刑事司法绝非讲究实用主义的领域，更不容许存在所谓可接受之错误。弗朗索瓦 - 马利·阿鲁埃，也就是那位以笔名“伏尔泰”闻名于世的思想家，曾在 1749 年写道，宁可释放两个有罪之人，也胜过囚禁一位“高洁无辜之士”。18 世纪英国法学巨擘威廉·布莱克斯通进一步主张“宁逃十罪，不枉一人”，而这一“10 比 1”原则，后来也成了关于刑事司法容错率的一个辩论基准。 18 世纪末英国法学家托马斯·斯塔基则更激进地主张，宁可让 99 名甚至更多罪犯逍遥法外，也不能错判一个无辜的好人。其实，问题关键并不在于将新技术引入警务或刑侦领域之利弊的讨论是否深刻和充分，而在于人们常以“未知风险”为借口，逃避对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任何应对责任，甚至漠视技术被滥用的现实可能性。

　　然而，批评声浪以铺天盖地之势迅疾涌来。许多人的反对情绪近乎是出自本能。新奥尔良凭什么允许将一款用于海外战争的软件部署在自己城市的街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一位政策分析师在 2018 年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这种将数据分析应用于执法的模式存在“严重的问题”，因为警方对这些分析软件的使用可能会导致某些公民遭受不公正甚至违宪的对待，并威胁其权利和自由。公众非但没有对政府保护市民不力而义愤填膺，反而把道德谴责的矛头集中对准了对这项新技术的应用。当年，美国曾在阿富汗耗资 250 亿美元，用以保护士兵免遭路边炸弹的袭击，然而，当谈到该如何在国内城市保护美国民众，防止其为那些邪恶罪犯、精神病患及装备精良且手段残忍的暴力帮派所害时，社会的集体反应却往往是冷漠与听天由命。

　　其他一些科技公司也曾尝试将软件与人工智能应用于地方执法工作中，但最终都铩羽而归。2020 年 6 月，面对外界担心会伤及无辜的质疑，亚马逊决定禁止警方使用该公司研发的一套已广泛普及且广受欢迎的人脸识别系统。IBM 则更为彻底，于同月宣布将终止所有关于人脸识别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致信科里·布克和卡玛拉·哈里斯等参议员，明确表达了该公司反对将该技术用于“大规模监控、种族定性”以及“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立场。这封信代表了一种越发流行但空洞无力的企业声明形式，因为它本质上是在谴责一种根本无人主张的恶行。真正复杂、有价值但也富有挑战性的议题，并非在于滥用这些系统是否合理，而是它们在被合理使用的情况下，能否为遏制我们城市的暴力犯罪发挥作用。在美国每年都有数千人被谋杀，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更是生活在这种暴力的阴影下。然而对许多反对将软件技术融入地方执法的人来说，这些生命在他们的道德天平上似乎根本无足轻重。

　　我们变得过于看重胜利的象征意义，喜好以那些更具戏剧性的场面以及各种外在的炫耀来展示自身道德的优越性，却忽略了那些实际且往往不易察觉的进步，比如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质量的改善。然而，恰恰是对这些进步和成果的执着追求，构成了工程师理解世界的根基，也构成了科技共和国赖以建立的基石。风险在于，我们可能会抛弃一种以实际结果为导向的道德或伦理体系，转而选择一种更具表演性质的话语体系。我们不再看重那些真正关乎民众福祉的成果，如减少饥饿、犯罪以及疾病等，反而更加关注对相关成果的信息操控，并以此进一步削弱结果本身的重要性。重建科技共和国的工作固然千头万绪，但其中的一个关键任务，便是要重建一个“共创共享社会”以及一种“创始人文化”。这种创始人文化源于科技行业，却拥有重塑政府的潜力，在这种文化之下，唯有那些自身命运与事业成败休戚相关者，才会被赋予领导之责任。